文若书发现的问题二

(作者:文若书,发表在:小说杂文,被阅读:318次)


    文若书在十几年前发现的问题,到如今还没有解决,也没有变的更好,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我知道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教育,虽然很辛苦,但却有必要一点一点去做,一点一点去改变。
   
    (5) 我没看见
    转自:雨后池塘(www.yuhou.com)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问题便成了一个常提常新的老问题了。

    有很多政客学者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研究,甚至是争论,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就归纳一下,选其重要的来研究分析一下罢。

    在将近一百年前,林语堂代表的一代中国人认为,中国问题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

    他认为,制订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民众利益。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我们历史上一直流传下来的“仁政”而提出的。我们的统治者一直认为一切官员的道德精神远远高于百姓,他们只会实行“仁政”,会象照看自己的孩子们的利益那些照看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仁人君子,是品德高尚的人。

    对林语堂那代人的观点,后来很多人误以为是从西方舶来的观点和思想。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提出了这一思想,只是被统治者们所否定所摒弃罢了。

    无论其思想来源何处,总之这一思想在中国扎下了根基。后来只要说起中国问题,人们必定会说是由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引起的。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法制建设。这当务之急,一急就让中国人急了近一百年,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当务之急着。我想,幸亏是当务之急,若不是当务之急,估计要拖一千多年的。

    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流行的主流论调。于是,在这论调的影响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变成了法制建设问题和制度完善问题。无论中国哪方面出了问题,政客们和学者们(注:靠法制问题养活的这类人还真不少),就将它们一脚踢进法制问题这个垃圾箱里等候处理。现在,他们将官员腐败、盗劫盛行、赌博成风、卖淫成群、失学儿童成片,假烟假酒假文凭泛滥等等问题也都一扫帚扫进了法制建设问题的垃圾箱里。

    中国问题果真是由于缺乏一部宪法而起的么?

    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确实是没有过以民权为核心的宪法的。可自孙中山领导创建民国始,中国似乎就一直有着宪法的。从第一部宪法问世并发挥作用,至今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吧。可中国的一些历史性的老问题似乎并没有因为有宪法而得到解决,如,官吏的贪污腐败,领袖人物的独断专权,民众如秋后的寒蝉,这些问题有时比起没有宪法的时代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中国实施改革以来,贪污又开始盛行,并且这种官场的腐败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急剧腐化堕落。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又开始嚷嚷着说,问题出在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上,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制的建设与完善。

    这一建设与完善不要紧,结果将仅有几个贪污并糟蹋数万数十万的小腐败,一下子弄成了无数动辄贪污糟蹋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大腐败;将原本掩掩藏藏、羞羞答答的腐败,弄成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腐败。使原本隐秘、违法和不光彩的腐败变成公开化、合法化和荣誉化的腐败,同时也使原本痛恨腐败的百姓们转而对腐败也都心向神往地羡慕起来了。

    这些,难道是因为有了宪法或因为法制建设惹来的灾祸么?

    细细想想,再抛开虚伪,而用真诚和道德的勇气来正视中国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缺乏宪法,所谓的法制不健全云云,都是无稽之谈。说得险恶和别有用心一点的话,是对中国百姓恶意的欺骗与愚弄,好让百姓面对社会的邪恶与不公时,能够安心地耐心地等待完善的法制来搭救。

    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十分细致且完备的。它的细致完善,可以让以法制而自豪的美国也自愧不如。可再细致完备,再健全的法制,也奈何不了有法不依,有法不行的糟蹋。

    中国的问题没有政客与学者们故弄玄虚的那么复杂。现实简单而又明了,问题完全出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

    早在数千年前,商鞅就向秦孝公一语道破了中国法制的天机。他说,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一切的法律,只是聪明人用来约束限制那些本份愚蠢人的,推而广之,法律是强者(有钱有势者)们制订出来,让平民百姓遵守的,而制订法律的强者则可守可不守。令在对强者有利时,是必须迅速严格执行的,禁对强者有益时,也是要坚决制止的。

    中国文化,历代所传的都是官方文化。统治阶层(有钱有势者)根据自身的利益,有目的地对文化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他们去粗取精,发展了一整套对自己有利的愚弄百姓的官方文化,并在实际应用中加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中国人人都自觉遵守的潜文化和潜规则。这一整套潜文化和潜规则是不能手写口说的,但其威力与影响力比写在典籍里和口中说的那一套要大得多,也深远得多。每个生活在这文化氛围中的人如果不遵守这规则,几乎是无法生存的。

    这套官场文化所暗含的强大的潜规则最大的特点是滑。再细致严密的法网,都无法网住这些滑腻腻的人。我将经过这种以滑为特色文化浸润的人称为“泥鳅人”。想用“疏而不漏”的法网阻挡约束滑溜溜的“泥鳅人”是不可能的。

    我喜欢读《古文观止》。我手边有好几种版本的《古文观止》。但无论哪个朝代,也无论哪一位编写的《古文观止》,在第一篇都不约而同地选编了郑庄公掘地见母一文。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不知人们为什么如此推崇这一篇。但我能肯定,这一篇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官方文化所独有的圆滑特性。

    郑庄公一直知道其母与弟弟公叔段想作乱,便不动声色地怂恿他们。等他们正式起兵时,郑庄公名正言顺地诛杀了弟弟公叔段,将其母亲放逐,并对天立下重誓,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

    当时,人们将孝看得极重,不孝的人在诸侯中是无法立足的。郑庄公发完誓后,便后悔了。因为那时,对神明发的誓,比任何法律条文都更具有约束力。正当郑庄公左右为难时,一个叫颖叔考的读书人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掘地见泉水,在泉水处修一个室,郑庄公就在地下室里与母亲见面。

    我们都知道,郑庄公发誓里的黄泉是指死亡后,而不是指地下的泉水。他们自欺欺人地将誓言进行了歪曲,连无所不知的神灵都让他们给欺骗了。

    连无所不知的神明都敢欺骗,何况是对付蒙昧无知的百姓呢。

    史学家写到郑庄公与母亲见面时,大加赞叹,说,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这融融之乐,来源于用极圆滑的方式,妙不可言地违反了自己设下的誓言。现在的当官者,在违反自己所立法律的约束时,也会其乐也融融。

    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这种不能见天日,不能见光明,不能见人,甚至不能见神明的地下勾当,这种自欺欺人的勾当,竟是让我们中国人觉得如此地欣赏赞叹,觉得如此地妙不可言。-----在此这种心理之上,只能发展完善一种违规违纪的文化来。其乐也融融是在黑暗处。

    中国人还很喜欢一个故事。说,从前一个王国有一项很特别的习俗,任何人在国王的宴席上都不可翻动菜肴,只能吃上面的部分,翻动者必须处死。

    一个外国使者不知道习俗,在吃鱼的过程中把鱼翻了过来,大臣们看见了,齐声喊道:陛下,你遭到了侮辱,你必须立即处死他。

    国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对使臣说,看在贵国和我国友好关系上,你临死前可以向我请求一件事。除了给你生命,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

    使臣想了想,说,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让每一个看见我翻那条鱼的人都被挖去双眼。

    国王大吃一惊,连忙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所有大臣们也一起发誓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最后使臣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都会赞叹使臣的智慧,但这是违反并逃脱法律制裁的智慧。这种智慧里就存在着一种滑的东西。那些所谓原则和法律的忠诚护卫者,当触及他们自身利益时,一切原则便被丢弃了。

    面对这样一些圆滑的人,当危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便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是再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又有何用呢。

    对于中国官场上圆滑的人,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不仅不能约束他们,相反还有力地保护了他们。他们溜到法网后面,百姓们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只有叹气的份了。

    大家都知道,法律制度是重证据的。百姓明明知道一个人是贪官,但苦于拿不出证据来。因为对于高高在上的贪官的恶行,百姓们是真的没有看见。百姓们的没看见和大臣们的没看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结果仍然是一样的。既然没人看见,就没有人违反法律制度了。即使一个官拥有数千万的不明钱财,那也是合理合法的。

    非但如此。如果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一个贪官,在这个贪官的尾巴未露出来之前,他会拿着法律武器反扑和他做斗争的人,让反对他的人吃不了蔸着走。

    也许,没人看见这一事实,是法制越完善,官场腐败越激烈的深层原因。(当然,究竟是不是,还有待靠法律混饭吃的政客学者们去证实了)。

    于是,贪官们都和郑庄公一样,在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了。

    所以,考察完中国问题的现状和法律建设的成果,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来:中国问题,特别是官场腐败,以及因官场腐败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是由法制建设滞后而引起的,而是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带来的。

    法律制度所描述的美丽而动人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观点,都是安慰甚至是欺骗百姓的美丽的谎言。

    就象郑庄公的誓言,立誓者,誓言的执行者,誓言的解释者,誓言的监督者,都是郑庄公一人。他要更改、违反甚至打破这誓言,连神明都挡不住的。对于中国的官们而言,他们制订的法律制度,也象郑庄公的誓言,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遵不遵守,得看自己是否高兴,得看是否对自己有利。

    这样一来,许多美丽动听的法律条文都成了掩盖阴暗垃圾的花环。这些花环让全社会处处都洋溢着美丽的喜气。

    可惜的是,现在的老百姓不再象郑庄公那时的神明那么好糊弄。他们在看过太多的官员们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之后,失望之余,对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不再持信任的态度,从而引发了普遍流行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

    信任危机与信仰危机直接加强了金钱崇拜和金钱信仰的爆发。社会整体精神道德的沦丧实是由一些官员们的言行不一和口是心非诱导而成,百姓只是盲目羡慕并追随而已。

     (下一篇为<民主怎么用>,谢谢你的关注.)

(6) 民主怎么用

中国问题,特别是官员腐败,以及由官员腐败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和百姓的信仰危机问题,主要是官员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的。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群,健全和完善法制建设似乎有些隔靴搔痒的徒劳。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人们又惊呼,中国需要民主。于是加强民主建设和加强法制建设便合并成为民主法制建设的综合论调。

    不论其实质,光看字面意义,中国需要民主这话本身就有很大的毛病。它的含义是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

    中国没有民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孙中山在创立民国时,民主就作为宪法的灵魂而成为立国治国之本。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其民主程度令美国这个以民主而自诩而自豪的国家也望尘莫及。

    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是真正的,也是绝对的民主国家。人民是中国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主人,而作为人民中的一员的所有官员则全沦为人民这一主人的公仆。这样一来,如果说中国没有民主,那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民主了。

    自从孙中山创立民国引进民主开始,至今已近百年,再加上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的大力播种与培育,民主之花已深深植根在中国百姓的心里,而且怒放得正鲜正艳。

    百姓们不约而同地将民主这朵又鲜又艳,且香气袭人的花朵,恭恭敬敬地插在心灵的花瓶里供奉着。于是,民主之花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人社会政治生活中最美丽、最华贵的点缀和装饰,甚至是摆设。

    将民主当作点缀,装饰,甚至摆设,你可以想见中国的百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多么的奢侈和浪费。

    不明真相的人,还真弄不懂中国百姓到底是愚昧无知,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上已经豪富得让人瞠目结舌。

    这现象很有点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幽默。当时,中国还没有汽车,老佛爷出门总是坐八人抬的轿子。英国人便送了一辆小汽车给老佛爷。老佛爷想,既然人家万里迢迢地送来的礼物肯定是好东西了。

    东西虽是好东西,可老佛爷不知怎么用,她手下的人也不知怎么用。没办法,为了不扫英国人的兴,也为了在英国人面前不太丢脸,老佛爷出门时便坐在汽车里,让八个壮汉满头大汗地抬着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鸣锣而走。

    英国人见了,刚开始莫明其妙地大吃一惊,接着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对老佛爷的幽默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贵为皇太后的幽默。卑贱百姓的幽默有时也不逊于老佛爷的。我父亲讲过我爷爷他们打日本鬼子的事。当时日本鬼子突然打来,当地官员匆忙将一些身强力壮的农民组织起来,将枪发给他们,没有告诉他们怎么使枪便让他们去打鬼子。但发枪时,官员们没忘记告诉农民,枪很贵重,十几块银元一枝。

    农民们一听十几块大洋就有些心疼,便偷偷将枪藏在家里,扛上锄头铁锹便上阵了。幸喜来的日本兵不多,农民们一拥而上,锄头铁锹齐下,将鬼子全干掉了。有几个老实人没有换武器,将枪当锄头使,结果砸断了,惹得大伙讥笑了好久。

    农民们得出结论,打仗时,枪没有锄头好使,便请换匠将枪一律打成了锄头。后来日本兵大队人马来报复,挥舞锄头的农民差一点全军覆没。

    事隔数十年之后,几个幸存者谈起第二次打仗的惨烈仍心有余悸。他们总不明白,同样的枪,到了日本鬼子手中怎么就那么好使,就有那么神奇的威力。而在自己手中却不如最原始的锄头好使,真是奇哉怪也了。

    我想,中国人之于民主,就象小汽车之于老佛爷,枪支之于农民们。但现在手捧民主的中国人似乎比老佛爷和我爷爷辈的农民们要进化要聪明得多,他们最少不会出老佛爷那种洋相,也不会吃我爷爷辈那种大亏的。他们即使不会使用民主,还会知道将民主当摆设来美化生活。

    所以,中国不是缺乏民主,而是百姓们不会使用民主。历代官员们将民主送到百姓手上时,扣留下了民主的使用说明书,更没有教会百姓怎么使用民主。百姓平时将民主放在床底下,等官员们在盛大节日需要点缀装饰时,他们才将民主从床底拖出来,一只手举着恭恭敬敬地亮一下相,以博得雷鸣般的掌声。

    在百姓们看来,民主唯一的使用方式是一只手举着的,这也是历代官员们唯一教给百姓的。

    曾有一个农民因激动得过了头,在将他的民主亮相时,竟双手举起,结果负责点数的官员左数右数,总是发现怎么多出一个民主来,不由得又急又累,出了一身大汗。要知道,在开大会选举或表决时,一个人只能代表一个民主,到会一千人只能有一千个民主,多出一个民主来就要闹笑话的。

    不仅平民百姓不知道民主的用法,连官员们也不懂民主的用法。在中国的官员心中,民主就是当官的为民做主。

    很多官员在大会上慷慨陈辞时,喜欢引用“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话,感动得老百姓们热泪盈眶,便给这个为民做主的官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看来,中国的民主不是百姓做主人管理国家大事。而是当官为百姓做主决定一切事情。因为一切都由当官的为民做了主,国家和政府也就不关百姓这个名义上的真正主人什么事了。当官的在耀武扬威,甚至胡作非为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百姓们吆喝一声:滚一边凉快去!

    让老百姓滚一边凉快去的民主思想,在中国统治思想刚刚形成时就有了。中国的统治思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极力宣传当官的要将百姓看作愚昧无知的人,提倡由圣人和有道德的人来治理愚昧无知的百姓,他主张“民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后来的官员们逐步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并在现实中严格推行。西门豹说,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商鞅在西门豹的基础上补充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些都是让官为民做主的民主思想的精华。现在的官员们哀叹,百姓的民主素质太低太差,于是他们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做起民的主来。

    官员们哀叹的这一点,在中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几乎是中国问题的严重症结之所在了。官员们为民做主是被百姓们所逼迫的,是无可奈何,也是极委屈的。

    有很多人对中国当官的为民做主是被逼无奈和极委屈这一事实表示怀疑,认为那是当官的惺惺作态,是无稽之谈。对于这一点,我可以用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为当官的做证,他们说的确实是事实。尽管中国当官的在别的事情上总是口是心非,总是撒谎,在为民做主这件事上倒是说了真话,绝没撒谎。

    一些老百姓在受到有钱有势者的蛮横侮辱和侵害后,心里冤屈难平,便在纸牌子上写明冤屈,双手举在头顶上(这不是行使自己的民主,所以得双手举着),跪到更大的有钱有势者的办公楼前,又哭又磕头,非求着他们为自己做主不可。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是很不想为他们做主的,可这些人得不到当官的为他们做主的承诺绝不罢休,讲理点的跪在那里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刁蛮些的则以死相要挟。对这些强迫自己为他们做主的百姓,慈善一些的官会好言相劝,恶一些的官会喊来人民警察大棒伺侯,将他们轰得作鸟兽散。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严防措施,层层阻截,受冤屈的百姓跪地强迫当官的的为其做主的事才稍有减少。

    看着中国百姓怀抱民主的法宝,而跪地求当官的为其做主的样子,我总要想到老佛爷让人满头大汗地抬着汽车上街,以及我爷爷他们将枪当锄头使的滑稽来,心里就觉好笑,同时也觉气愤。

    此外,做为国家真正主人的百姓,捧着至高无上的民主,见了当官的公仆就不由自主地作揖打恭,满脸的奴颜卑笑,也是令人伤心的事。这种主不成主,仆不象仆的事情,要让孔子见了,定要哀叹而再死一次。实话实说,人民这主人也太谦卑得不成体统,官员这些公仆也太傲慢得不象话了。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有与民共同耕作的,现在要见一个县长这么小的公仆也难于上青天了。呜呼!!

    这是中国愚昧无知的百姓的悲哀,更是德行高尚,才智高超的当官们的悲哀。

    中国百姓们在当了国家真正的主人后,为什么还不会当家作主,为什么还不会使用民主呢?

    表面的原因是当官的在将民主送到百姓手中时,忘了告诉百姓们怎么使用民主,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展示民主时只能举一只手,不能举起双手来(因为举起双手是投降的意思,有些不雅观)。深层的原因是,百姓们根本就没有使用民主的能力和机会。

    我想,使用民主的首要能力和权力是自由说话的能力和权力。没有自由说话的能力和权力,就没有使用民主的资格。

    这一点对中国百姓是很难的。因为中国百姓自小到老,受到的都是听话的教育,而没有受到过说话的培训。若让他们听话,那他们绝对能做得十全十美。所以,一个农民参加选举大会时,让他举手,他便毫不犹豫地高举起双手,象极了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但要让他们说话,那可就不行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能应声虫似的人云亦云,等说完了,他们才懊悔自己心里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中国百姓除了没有自由说话的能力外,其实也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力的。因为官们喜欢听合乎自己心意的话,对于不合自己心意的话,要么装做没听见,要么装作没听懂,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自由说话的工具,如报纸电台等则是当官的,百姓却没有。即使百姓有了自由说话的能力,却没有自由说话的地方。

    所谓民主的威力完全在于社会舆论上。而社会舆论力量的形成又在于说话的工具上。百姓即使有了自由说话的能力和权力,可没有说话的工具,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就永远也形成不了社会舆论的力量来。

    其次,自由的能力得植根于自由思想。说到自由思想,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灰心丧气的。自从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建立起来后,哪里还有自由思想的立锥之地呢。

    宪法明确了公民思想言论的自由后,大一统思想言论的专制神话虽然被打破,被推翻,可是在现实中,思想言论的自由仍然是望梅止渴的幻想。在稳定大于一切的口号下,一些官员在文件和宣传舆论上明确规定,百姓的思想言行必须和他们保持高度的一致。这高度的一致,难道不就是封建帝王们的大一统么?

    如果这些人能够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在廉洁为公,勤政为民上保持高度一致,那还是可喜可贺的。可他们的高度一致总是变调了。如上级要求稳定,妥善解决群众上访的问题,他们就干脆对群众上访进行围追堵截;中央说的是要与廉洁为公,勤政为民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将其变成了所有人要一切听政府的,按政府的意愿办事,政府的事实上也就是他自己的。他们总是很巧妙地将一切不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一脚踢进反动思想言论的垃圾桶里,只留下那些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才是正确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政府没说过的,且他们不爱听的思想言论,就是反动的思想言论,就是没有保持高度一致,就要大加压制迫害。

    除了稳定大于一切外,还有一样东西严重阻碍着中国自由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在实践中,一些官员们总是一刀砍去“民主”之首,而只保留“集中”之尾,使民主集中制成了无头的大尾巴狼。于是,集中就象一架强劲的鼓风机,它呼呼一吹,占绝大多数的民主就象秋后的落叶,纷纷飘散。

    实际中的民主集中制是大浪淘沙制,淘去百姓意见的浮沙后,只留下金子般沉甸甸的长官意志。

    集中为长官们所保留的特权和长官意志,要求所有下面的人都要和长官们保持高度一致,要求人们抛弃自己的思想,以长官的思想为思想。这种长期不懈的奴性培养,自由思想的活力逐渐萎缩,最后便完全绝迹。民主的花枝就无处生根,只有插在瓶子里做做摆设了。

    现在,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发生了,农村的村官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有望在广大农民中培养民主使用的一批民主技师或高级民主技师来。

    我有幸亲见过这一广泛民主的使用。这次真的是进步不小。民主使用不再是傻乎乎地举一只手,而是在选票上画对勾。可很多人并没有按要求在候选人名字后面画对勾,而是写上一些奇怪的东西,如,张三,酒一瓶;李四,烟一条;王五,请吃饭一餐。一问,才知道是候选人贿选的物品。

    面对这些乌七八糟的选票,负责官员大为恼火,说,这些素质低下的人,将民主白白糟蹋了。可百姓们气更大,说,你们去县里投票选举,吃好喝好还不算,另外还发衣服皮鞋什么的。这太不公平了。听了村民的蠢话,村官们呵斥道,米有米价,肉有肉价,村官怎能和县官相比了。

    看到百姓们不再将民主放在床底下,或当摆设,知道拿来换几个小钱,我觉得很欣慰,这毕竟是一大进步了。同时,这也是官员们要求百姓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进步。官们不是要求大家一心一意抓经济么,经济就是钱了,于是,百姓便一心一意地跟着官们弄钱。民主也可以拿来换钱,百姓们想不富也不可能了。

    百姓既然捧着宝贵的民主而不知用途,民主就毫无价值。一些人就低价抢购民主了。抢购民主,从经济角度而言,也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了。而能买动上面“集中”的人,做的则是大买卖了,是更大的善举。只可惜,这善举只对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们有益。

    向下收购民主,向上买通集中,这在中国是很流行的成功之路。这也就是民主现在所处的命运。百姓的民主处于涣散和被收购状态;官府的民主处于集中和被买通状态。百姓的民主软弱无力,官府的民主因集中而强大无敌。

    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是百姓的无知,二是官员的无奈。无知百姓和无奈官员的结合,自然只能产生以长官意志为核心的专制形态了。

    改革开放后,自由思想得到一些发展,可它还来不及壮大成一种力量,有钱有势者就引导百姓们将一切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追求物质的享乐,自由思想刚刚萌芽,就因疏于护理而迅速枯萎。民主仍难找到立足之地。

    除了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困难以外,还有一种实践的缪误在严重地阻碍着民主的发展,那就是百姓参政议政的能力问题。

    我们都知道,隔行如隔山,对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人员如此,那些不具有一定水平的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你说我不给你民主吗,好,我现在就给你,你说怎么办吧。这种完全由百姓来做主的推卸方式,还真能将百姓们吓唬得噤若寒蝉。我们的官员们其实也常常请百姓们参政议政,很虚心地征求百姓们关于一切大政方针的问题。可怜的百姓啊,见了官们,基本是话都不怎么会说,他们还会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呢。退一步说,就算官们很平易近人,百姓不紧张,但对这些就连专家们都糊涂的问题,无知的百姓又怎么能知道呢。

    这种向外行的百姓请教的民主做派,实质是对百姓的愚弄和嘲笑。百姓能给官员们的只会是一脸的茫然和愚蠢。百姓的茫然和愚蠢,强烈地支持官员们独断专制的信心和优越感,他们会以此为依据,无可奈何地为民做主了。这是中国历代愚民政策的精髓所在,也是愚民政策的目的之所在。

    我们百姓的整体素质普遍低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事实不能成为我们控制民主,也就是控制思想言论等的借口。因百姓不善使用民主而收缴民主,只能让我们百姓永远不会使用民主。于是,官员们也就只好永远无可奈何地替百姓行使民主。

    针对上面所述,要真正推行民主,我们只需急切而真诚地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我这里所以特别提出真诚,是要一切官员抛弃愚民思想,如果愚民思想不放弃,那什么都不要做最好。

    首先,要让百姓的思想自由发展起来,不要将官府的思想强加在百姓的思想之上,压抑甚至摧残百姓的个人思想。至于需要保持的高度一致,不要歪曲。中央需要人们保持的高度一致没错。但那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歪曲不得。高度一致是要求一切官员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等思想行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是让一些官员在下面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更有甚者,一些官员打着高度一致的旗号,要人们一切听他的,一切事情,他说了算。

    其次,要让百姓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自由思想的产生。各级官员不应该以高度一致和稳定大于一切为借口,压抑摧残百姓的言论,特别是对自己不利(不是对国家不利)的言论。这样,公众舆论才能慢慢形成强大的威力。强大的社会舆论对一些胡作非为的贪官肯定不利,但对百姓,对国家肯定有利的。

    中国人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何况由那么多人组成的政府呢。所以,不要只喜欢听动听的歌功颂德,或听一些鸡毛蒜皮的点缀性批评。反对性意见,才是最宝贵最有用的。反对官员或政府的缺点,绝对不是反动,绝不是非法,却是真正的建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实践意义的问题。百姓的民主素质,如果不让他们经常进行使用练习,他们就永远也不会使用。让百姓使用民主,不可用愚弄或吓唬的方式要他们提出好的方案来,百姓是没有好的方案的,他们只有茫然。好的方案在靠方案吃饭的专家政客那里。

    但茫然的百姓有一样东西是任何专家政客都比不上的,而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这东西之上。

    百姓不能准确知道好的制度或政府是什么样子,但能准确知道不好的制度或政府是什么样子;他们不能准确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能准确知道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他们不能了解官员怎么腐败,但能准确感知官员在腐败。

    要真正想实行民主,就得充分发挥百姓这方面的能力,让他们有自由掌握言论的权利,有自由反抗腐败无能官员的权力,有拒绝不需要制度的权力。等等。
    转自:雨后池塘(www.yuhou.com)
    只有这样,才会有百姓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官员为民做主的伪民主和反动民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文若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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